(一)最艱難的成功,不是超越別人,而是戰(zhàn)勝自己;最可貴的堅持,不是歷經磨難,而是保持初心。
從神舟飛船把中國航天員送到“天宮”,到中國高鐵不斷創(chuàng)造新的世界紀錄;從“一帶一路”打開合作共贏的筑夢空間,到G20杭州峰會留下的中國印記……剛剛過去的這些日子,人們?yōu)?ldquo;行進中國”的腳步震撼之時,也把目光投向中國的執(zhí)政黨。
今年國慶期間,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給出的兩組數據令人印象深刻:1949年到1976年,27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31歲;1978年至2014年,作為衡量物質生活水準的消費水平,年均增長率是7.9%,比任何國家都高。“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所取得的社會成就,和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相比都是最偉大的”。觀察家感嘆,“只有理解了中國共產黨,才能真正理解中國”。
這個走過95年歷程的世界第一大執(zhí)政黨,也時刻面臨著如何理解自身的命題。如果說,帶領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現代化,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壯麗征程;那么,讓一個黨員比德國等歐洲大國人口都多的大黨時刻保持初心、不斷煥發(fā)生機,無疑更是一個世界級的挑戰(zhàn)。
打鐵還需自身硬。黨的十八大以來,滌蕩“四風”,黨風政風為之一新;鐵腕反腐,黨心民心為之一振;強調“四個意識”,加強黨的團結統(tǒng)一,維護堅強領導核心;踐行群眾路線,倡導“三嚴三實”,推動“兩學一做”,深化黨內教育,鍛造合格黨員……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,嚴肅黨內政治生活、凈化黨內政治生態(tài),展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。
治國必先治黨,治黨務必從嚴。在建黨95周年慶祝大會上,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:“管黨治黨,必須嚴字當頭,把嚴的要求貫徹全過程,做到真管真嚴、敢管敢嚴、長管長嚴”。十八屆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會分別聚焦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國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,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,正是要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,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準則、修訂黨內監(jiān)督條例,嚴肅黨內生活,筑牢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根基。
(二)“黨要管黨,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;從嚴治黨,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。”為什么在管黨治黨中,黨內政治生活被放在首要的位置?
1981年,人民日報刊發(fā)時任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的《關于黨風問題》一文,提到這樣一個細節(jié):抗戰(zhàn)時期,毛主席用電臺指揮工作,“嘀嗒、嘀嗒”就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,全黨全軍同志都無條件地執(zhí)行。
為什么僅憑“嘀嗒、嘀嗒”,就能運籌帷幄、決勝千里,讓全黨行動如一人?這是因為,延安時期,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、有效的黨內思想教育,扭轉了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、宗派主義、官僚主義不正之風,全黨“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,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”,向黨中央看齊,維護中央權威、貫徹中央指令,為著共同的目標而奮斗。
“煙雨樓臺,革命萌生,此間曾著星星火;風云世界,逢春蟄起,到處皆聞殷殷雷。”從古田會議首次提出黨內生活政治化、科學化,到延安整風建立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礎,再到改革開放之初制定《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》,95年來,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在黨內政治生活這個大熔爐中,錘煉黨性、砥礪品格,回答著這樣的關鍵性問題:黨員如何堅守誓詞,成為“政治上的明白人”?我們黨如何自我完善,成為一個“鄭重的黨”?
25年前,一場“平靜的葬禮”將蘇聯埋葬。歷史的經驗和教訓,讓人深刻認識到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:健康的政治生活、嚴密的組織紀律,助力蘇聯戰(zhàn)勝德國法西斯、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;從官僚化、等級化,到放棄民主集中制、取消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,蘇共亡國亡黨也與黨內政治生活失序失常有關。列寧曾說,“徒有其名的黨員,就是白給,我們也不要”。決定黨的戰(zhàn)斗力的,不僅是黨員數量,更重要的是質量。嚴肅黨內政治生活,正是要讓馬克思主義政黨既有真理的力量,又有人格的力量,既有崇高的理想,又有嚴明的紀律,在關鍵時刻信得過、靠得住、頂得上。
實事求是、理論聯系實際、密切聯系群眾、批評和自我批評、民主集中制、嚴明黨的紀律……這些長期探索形成的治黨經驗,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(guī)范。什么時候嚴肅對待這些規(guī)范,就能形成“又有集中又有民主,又有紀律又有自由,又有統(tǒng)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”的政治局面。反觀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時期,往往也是政治錯誤集中爆發(fā)的時期。“左”傾路線大行其道,“反右”擴大化、大躍進,乃至文化大革命,給黨的建設和國家發(fā)展造成重大損失,無一例外都是黨內政治生活出了問題。
在許多人看來,建黨95年、執(zhí)政67年的中國共產黨,依然是“亞洲乃至全世界最有活力的政黨”。探求中國共產黨的秘密,一個關鍵就在于,中國共產黨能以經常性、嚴肅性的黨內政治生活,實現黨內團結,統(tǒng)一黨內意志,并把這個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——即便只是簡單的“嘀嗒、嘀嗒”聲。
?。ㄈ?ldquo;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、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?”1945年4月,“抗戰(zhàn)勝利后的中國向何處去”成為一個關鍵問題,毛澤東在《論聯合政府》一文中這樣發(fā)問。
“執(zhí)政黨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黨,執(zhí)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,黨怎樣才叫善于領導?”1980年2月,改革開放大幕初啟,中國邁開追趕世界的步伐,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這樣發(fā)問。
“你們都知道溫水煮青蛙的故事吧?”“杭州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?”2013年9月,中國正走向世界舞臺中央,朝著民族復興邁進,習近平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上這樣發(fā)問。
三個歷史時期,三次深刻發(fā)問,貫穿其中的,是深切的憂患意識,是治黨的責任擔當。而不斷發(fā)展的,則是對不同時代命題的深刻把握、對不同階段任務的深邃思考。黨的十八大以來,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,既賡續(xù)我們黨95年形成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,又適應新時期的新特點、新挑戰(zhàn),就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要求——
視之為黨旺盛生機的“動力源泉”,喻之為黨優(yōu)良作風的“生成土壤”,強調這是我們黨區(qū)別于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“鮮明標志”……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,對黨而言,這是“解決黨內自身問題的重要途徑”;對黨員而言,這能不斷增強黨性,筑牢立身、立業(yè)、立言、立德的基石。深刻認識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,深刻認識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嚴重后果,才能不斷去“雜質”,全力防“污染”,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。
“固本培元”,加強思想政治建設;“激濁揚清”,讓歪風邪氣無所遁形;“立規(guī)明矩”,把紀律和規(guī)矩挺在前面;“以上率下”,領導帶頭立標桿、作示范;“繼承創(chuàng)新”,賡續(xù)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、不斷改進創(chuàng)新……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方法論,圍繞堅持黨的政治路線、思想路線、組織路線、群眾路線,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、嚴格黨的組織生活等重點內容展開,保證我們黨能不斷自我凈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。
“講政治是突出的特點和優(yōu)勢”“做政治上的明白人”,增強政治意識;“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、定位、擺布”,增強大局意識;“黨政軍民學,東西南北中,黨是領導一切的”,增強核心意識;“經常、主動向黨中央看齊,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”,增強看齊意識……十八大以來,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,讓“四個意識”成為8800多萬黨員的“思想底色”,使全黨更緊密地凝聚在一起、團結在一起,使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(yè)的堅強領導核心。
?。ㄋ模墩撜Z》中說:“君子三年不為禮,禮必壞;三年不為樂,樂必崩”。如果黨內政治生活的大熔爐長期不生火,變成了沒有溫度的冷灶臺,就會失去其應有的功能。
新中國成立之初,我們黨440多萬黨員,基本上都經受過革命戰(zhàn)爭的洗禮和對敵斗爭的鍛煉;改革開放之初,3600多萬黨員,絕大多數是1949年后入黨的;到2015年底,黨員總數已達8875.8萬,超過七成是改革開放后入黨的黨員。
黨員結構的變化,折射出黨內政治生活的“時代命題”。身份轉變、思想解放,從單位人到社會人、從體制內到體制外,組織管理模式變了、社會交往模式變了,如何應對時代場景的歷史變化?社會流動加速、利益多元多樣,拜金主義、享樂主義、極端個人主義等沖擊著黨員的思想、侵蝕著黨的肌體,如何應對廣泛深刻的社會轉型?
黨內政治生活松一寸,黨員干部隊伍就散一尺。為什么少數干部“落馬”,腐化程度讓人吃驚?為什么有的地方從政環(huán)境惡劣,甚至演變成“塌方式腐敗”?為什么有的單位政治生態(tài)污濁,“潛規(guī)則”大行其道?種種問題,雖然各有成因,但都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:黨員干部缺乏嚴格的黨性鍛煉。仔細審視一些黨員在信念、紀律、作風等方面出現的問題,無不與黨內政治生活的松懈有關。
毋庸諱言,一段時間以來,黨內政治生活不經常、不認真、不嚴肅的問題比較普遍。一是庸俗化。不講黨性講關系、不講原則講圓滑、不講正氣講“和氣”,把批評和自我批評變成“表揚和自我表揚”。二是隨意化。一些黨組織不按章辦事,黨內政治生活不及時、不堅持、不規(guī)范,黨內情況不通報不反映,黨內政治生活說起來重要、忙起來不要。三是平淡化。開會時看“出勤”而不講效果,討論時也發(fā)言而不管質量,習慣念報紙、讀文件,照本宣科走過場,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。
1980年,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《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》,黨內政治生活重回正?;屢粋€馬克思主義政黨煥發(fā)出蓬勃生機,推動中國實現30多年的經濟騰飛。時隔36年,十八屆六中全會將制定新形勢下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,也正是要以充滿政治性、原則性、戰(zhàn)斗性、時代性的黨內政治生活,鍛造一個更加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,引領中國在新的起點上整裝再發(fā)。
?。ㄎ澹┟珴蓶|在《共產黨人》的發(fā)刊詞中寫道,“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”。黨內政治生活的大熔爐,如何越燒越旺?
思想政治建設是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“總開關”,也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問題。周恩來曾提醒,“所謂支部生活,并不是僅僅開會聽政治報告、交納黨費就算完事,最要緊的是討論當地的政治問題、工作問題”。什么是政治問題?是補充理想信念這一精神上的“鈣”,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一黨和國家的生命線,是踐行密切聯系群眾這一根本工作路線,是增強黨的意識、黨員意識、宗旨意識,堅守真理、堅守正道、堅守原則、堅守規(guī)矩,上下一心、令行禁止,維護中央權威,向中央看齊。
紀律是我們黨的生命線,也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保障。毛澤東在延安時說“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”,蔣介石敗退臺灣后感慨“共產黨有紀律,國民黨沒紀律”,在今天仍值得深思。對黨員,紀律是高壓線;對政黨,紀律是生命線。“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”“黨內不允許有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黨員”“把守紀律講規(guī)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”……以猛藥去疴、壯士斷腕的決心從嚴治黨,必須使各項紀律規(guī)矩真正成為“帶電的高壓線”。
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制度優(yōu)勢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制度特點,也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。2016年初,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批示,要求各級黨委(黨組)領導班子重溫毛澤東同志的《黨委會的工作方法》一文。時隔67年,這篇經典文獻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,正是因為它通篇貫徹著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論。著力解決“發(fā)揚民主不夠、正確集中不夠”等問題,“促使全黨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辦事”……把握好民主與集中的辯證法,才能真正發(fā)揮好我們黨這一“最大的制度優(yōu)勢”。
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區(qū)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,也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。在某地黨委一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專題民主生活會上,10個上訪戶代表列席;被問及感受時,一位上訪戶說,領導坐在前面,是不是紅了臉、出了汗,我不知道,但是我看到他的脖子根都紅了,這樣的效果我很滿意。強調“不是聽你們講鶯歌燕舞的”,警示不能讓“利器”變成“鈍器”,“大膽使用、經常使用這個武器,使之越用越靈、越用越有效”……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重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,掃除了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,讓黨的肌體更健康。
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,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和政治優(yōu)勢。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,是為了增強黨的團結統(tǒng)一,提高黨的凝聚力、戰(zhàn)斗力、創(chuàng)造力,這“是比什么都還重要的事情,是解決黨的一切任務的中心關鍵與決定因素”。
?。┼囆∑皆凇督ㄔO一個成熟的有戰(zhàn)斗力的黨》一文中指出,“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黨的問題,這不僅是我們這一代的問題,也是下一代、再下一代的問題”。而在這前后相續(xù)的征程上,不斷完善黨內政治生活,也需要把握住兩個坐標:一個是“歷史”,另一個是“現實”。
多次引用“跳出歷史周期律”的窯洞對談,深情講述焦裕祿、谷文昌的事跡,在西柏坡的“六條規(guī)定”前一一對照……十八大以來,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歷史中體會信仰的力量、闡釋傳統(tǒng)的價值,尋找新的時代條件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正能量。弘揚“紅色傳統(tǒng)”,構成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歷史坐標。
回望黨內政治生活的紅色傳統(tǒng),一些好經驗,在一代代共產黨人中傳承。延安整風時期,南方局機關的一次黨小組活動中,小組長請周恩來作總結。周恩來卻拒絕了,“該小組長作總結。……在這里,大家都是同志。開黨小組會,我們都要受組長領導。難道有什么特殊黨員嗎?”回望黨內政治生活的紅色傳統(tǒng),一些好做法,也是在不斷探索中成熟的。經過長征路上的失敗和反思,民主集中制才真正成為組織原則和根本制度;“反右”擴大化、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錯誤,促成《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》的制定。無論是黨員用嚴格的作風書寫的答卷,還是黨組織在艱辛探索中找到的方向,都是我們黨能夠永葆生機的秘訣所在。
“搞任人唯親、排斥異己的有之,搞團團伙伙、拉幫結派的有之,搞匿名誣告、制造謠言的有之,搞收買人心、拉動選票的有之,搞封官許愿、彈冠相慶的有之,搞自行其是、陽奉陰違的有之,搞尾大不掉、妄議中央的也有之”,習近平總書記曾以“七個有之”概括黨內政治生活存在的問題,讓不少人驚出一身冷汗。點名批評西湖邊的會所,嚴肅處理拉票賄選案,深入剖析巡視發(fā)現的問題……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問題的深刻認知中,抓住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痛點、盲點,對癥下藥、祛病強身。保持“問題意識”,構成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現實坐標。
俄羅斯著名學者尤里·塔夫羅夫斯基認為,中國共產黨“最大的挑戰(zhàn)是在實踐中把中國革命斗爭傳統(tǒng)中黨的紀律和追求快速盈利的市場經濟固有特征結合起來”。當此之時,發(fā)展任務繁重,尤需以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,增強決策的科學性,激發(fā)工作的動力源;利益多元多樣,尤需以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,增強黨員的紀律性,促進行為的規(guī)范化。知乃行之始,行乃知之成。中國共產黨執(zhí)政成功與否,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與否,最終體現在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水平上。
在現代政治學看來,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(wěn)定性的一種進程。在歷史與現實構成的坐標系中,我們黨把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思考,鍛造成可靠的規(guī)范性力量。今年“七一”前夕,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《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》,成為建黨95周年的一個“獻禮”。廉潔自律準則、紀律處分條例、巡視工作條例,還有這次六中全會將要審議的黨內監(jiān)督條例……十八大以來,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不僅是一次“思想上的革命”,更是一次“制度上的探索”。
“小智治事,中智治人,大智立法”。把傳統(tǒng)的優(yōu)勢凝固成制度的底座,把現實的問題關進制度的籠子。從價值路徑上的固本培元,到實踐路徑上的以上率下,再到制度路徑上的立規(guī)明矩,以黨內政治生活規(guī)范化,帶動國家政治生活規(guī)范化,這是推進黨內法規(guī)建設的必經之道,也成為推動國家法治進程的必由之路。
?。ㄆ撸┵M正清曾說過,中國共產黨“滾雪球式的迅猛發(fā)展,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奇跡”。而美國學者福山在比較中美兩國政黨政治后得出結論,“中共具有強大政黨能力”。
“就政治發(fā)展而言,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,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適應性。”政黨能力是影響一個國家政治發(fā)展和政治文明的關鍵,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。“辦好中國的事情,關鍵在黨。”當中國共產黨掌舵“中國號”巨輪之時,政黨能力的提升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同構的。
以此考量,才更能理解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意義。在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戰(zhàn)略布局中,全面從嚴治黨是“四個全面”之魂、戰(zhàn)略中軍帳之帥,體現了偉大事業(yè)與偉大工程的統(tǒng)一,體現了黨的建設與治國理政的統(tǒng)一。“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最終體現到調動廣大黨員干部積極性、推動事業(yè)發(fā)展上”,習近平總書記的論斷,揭示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現實靶向:黨和人民事業(yè)發(fā)展到什么階段,黨的建設就要推進到什么階段,讓偉大事業(yè)與偉大工程協同推進、相得益彰。
以此考量,才更能理解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世界意義。中國共產黨的執(zhí)政模式、治理模式,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建設模式、管理模式,提供了一條與西方不同的道路。當美國總統(tǒng)大選中兩黨競爭形同鬧劇,當一些國家的多黨制讓政治日益碎片化……更多人尋找著“中國為什么行”“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”的答案。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,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成敗所在、中國的興衰所系,也會給世界以新的視角、新的方向。
“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后、繼往開來,把我們的黨建設好,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,把我們民族發(fā)展好,繼續(xù)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。”我們聽到了一個政黨的時代之音,看到了一個國家的奮進之姿,感受到了一個民族的深沉呼喚。
?。ò耍┲泄财叽笳匍_之時,毛澤東致開幕詞說,“中國之命運有兩種: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;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,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”。
在作為中國改革標志之地的深圳蓮花山上,有座名為“自我完善”的塑像:半身大力士揮舞著錘頭和鑿子,劈開大石,雕塑自身。
繼承前人的事業(yè),進行今天的奮斗,開辟明天的道路。這是自我書寫之路——“不清除廢料,不吸收新鮮血液,黨就沒有朝氣”,吐故納新道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智慧。這也是自我完善之路——“黨面臨的‘趕考’遠未結束”“不忘初心、繼續(xù)前進”,趕考奮進道出引領民族復興的決心。
更偉大的成功還在孕育,更艱巨的任務仍在前方。
《人民日報》(2016年10月24日1版)